因此，他认为历史的三代之变，是可以推导至百世的：
殷因于夏礼，所领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
正是“执常以应变”，才可能“损益有知”，百世之后也还是不会“失常”的。虽然后世对前代的礼制有所改变，但其本质不变，才有三代相“因”。
这种“损益有知”，与他的“何必改作”，正是相一致、相协调的，是基于历史与伦理的统一不变的观点上面的。总的来说，这一段的历史观，由自然演化至伦理，历史与伦理之间的矛盾尚未有较大的显现。他的史观，则是符合当时及其后相当长一段历史的发展的。他寻求的是历史与伦理的一致，历史与伦理之不变。
平心而论，孔子的历史观里，也仍旧有不少带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这些内容，正是伦理，史观脱胎于自然史观之独立的地方。
首先，在于教育。他认为教育的本身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一思想在西方到了17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才比较明确地提出来。正因为这样，孔子被视为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也还是公允的。不管他教的是什么，教出的人才如何，但他毕竞是最早看到教育的作用的。
自然，他的教育也脱离不了“礼治”的要旨，教育是为了“礼治”，为了历史、社会发展的本身。所以，他将教育的内容分为四科，为首的则是“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