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说：“拿到结论了？”父亲大声说：“拿到了！”爷爷问：“怎么说的？”父亲把我放下，从胸膛里掏出一个信封，又从信封里抽着一页纸，交给爷爷。爷爷读过三年私塾，识得不少字，能看报纸。他一边看着，一边似乎也变成一只喜鹊，笑逐颜开地对我们说：“盖着大红公章，值钱的！”112母亲问：“上面写什么了？”父亲说：“你不识字，给你看了也没用。”母亲说：“那你可以跟我说啊。”爷爷对我母亲说：“跟你说不说无所谓，关键是要跟村里人去说。”调头对父亲说，“我们要让村里每个人都知道，公社给你下了结论，你不是日本佬，以后谁叫你日本佬就撕谁的嘴。”说完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塞进自己胸膛里，“就放我这儿，我要证明给人看。”以后，爷爷逢人必摸胸膛，把信掏出来给人看。老是重复，可能把他自己都搞烦了，有一天他突发灵感，顶着寒风去了公社。爷爷年纪是老了，但身子骨还是很硬朗，走路昂首阔步，一点也不慢。从公社回来，他一下从胸膛里掏出两封信，一封崭新的，一封旧的，有皱褶。
原来爷爷去公社找到老吴领导，照原样又开了一份证明，照样是盖了大红公章的。爷爷说：“我讲得不错，老吴领导眉毛里长痣，是个大善人，给我办了事烟都没抽我一根，还递给我两根，真是好领导。”爷爷把新的那封交代母亲，要她保管好，旧的那封依然自己留着。第二天我去上学，经过祠堂门口，看见好几个人在看大字报，其中有我二姐，她叫我过去：“你来看，这是爷爷写的大字报。”我过去看，看到一张新贴的大字报，上面贴着公社给我父亲的那份老证明，下面是爷爷用毛笔写的一段话。我才读一年级，很多字不认识，二姐比我大三岁，读四年级，所有字都认得。她一个字一个字读给我听。我觉得这些话都是爷爷以前在家里说过的，不新鲜，反正就是那个意思：现在公社出了证明，我父亲跟日本佬没一根毛关系，以后不准人再叫我父亲日本佬，谁叫他要撕谁的嘴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