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6]
这段论述充分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无论是杜林的不负责任的批评，还是米海洛夫斯基的同样不负责任的溢美，都无法抹杀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存在。
如果说，杜林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化因为缺乏学术含量而未对理论界产生严重影响的话，那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代表的卢卡奇却从学理上强调了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渊源，从而对理论界，尤其是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形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这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圣经”中，卢卡奇这样写道：
不是经济动因在历史解释中的优先性，而是总体的观点，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决定性的区别。总体性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优先性，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立地把它转变为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的本质。[7]